＃本文摘自《汉奸内幕》(2010年1月)，作者宋一民，原标题《张岚峰在豫东的罪恶活动》
张岚峰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日军扶植起来的伪军头目之一。他凭借日军力量，组织汉奸部队作为政治投机和经济掠夺的资本，在河南商丘一带为害地方达七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由伪军头目成为蒋介石属下的第三路军司令。不久，在人民的沉重打击下，部队被歼，他本人也做了俘虏。
张岚峰，字腾霄，号子杰，河南柘城县人。他父亲张映宿是前清秀才。他是淮阳中学的学生，1922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在豫东被招募为新兵。1923年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把他挑入学兵团任骑兵班长，后升排长。1925年冯到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由于军队有了很大的扩充，需要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军事学术的青年将校，即从军队中选拔了数十名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军官资送苏联及英、德、日等国学习军事，1926年春张岚峰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炮科。1929年毕业回国，在冯玉祥部任炮兵团长和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张随孙连仲投蒋，曾任孙部张华堂旅参谋长。他当时感到在孙部不宜发展，又于1934年再度东渡日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据与张同去日本的陈扶民说，那时张已与日本特务松室孝良拉上关系），1936年秋回国。
张回国后，看到宋哲元在华北拥有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地盘，很想参加到这个集团里面并取得一个适当的位置。由于当时的冀察在日本人控制下，而他自己又曾留学日本，并且与北平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相熟识，于是便以“日本通”自命，给宋哲元上了一个条陈（只听宋说过有这个条陈，但不悉其内容），他以为只要得到宋的采纳，就可以平步青云，取得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没想到宋对他这个条陈并不重视，仅仅委了他一个二十九军军部闲职，当然使他很失望。
张感到在宋部吃不开，便去张家口投靠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刘委他一个参议的名义，担任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任务。适逢七七事变爆发，就从张家口随着刘的部队李金田师（李也是柘城人），辗转回到河南柘城，与柘城地方上的当权派牛乾初、牛子垣、牛星垣等牛氏弟兄搞在一起，并任柘城地方财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8年5月，徐州失陷后，军由河南、安徽撤退，地方官吏弃职逃窜，豫东、皖北一带秩序大乱，所有城镇，既经军队劫掠于前，复被日军烧杀于后，加之地方豪绅地主借口保卫家乡，纷纷组织壮丁，建立自卫队，要枪要粮，趁火打劫。所有这一切，都给地方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后来张岚峰的伪军就有一部分是由这种自卫队改编的）。
这年6月间，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河南，占据了柘城，不时出城杀人放火，张之胞弟张俊峰即被日军所杀。当时柘城耿、牛、曹、王等姓的地主武装避开日军，散驻四乡。孙麻子、小狼子、刘小孩、李成等股匪各处窜扰，打家劫舍。柘城地区十分混乱。张岚峰这时已探知占据柘城的日军指挥官是他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时的教官，认为有机可投，于是在柘城宋屯寨召集乡邻紧急会议，他首先向大家讲述日军烧杀掳掠的残暴行为，然后说现在既无力抵抗，又无处躲藏，为了免遭涂炭，最好是主动迎上去与日军联系，并夸口说，对付日本人，他自有办法。随即在会上骗取了各村庄选送的肥牛二十头，作为赠送日军的犒军礼物，张并写了一封日文信，由几个农民打着日本旗子拿着张的信件，赶着二十头肥牛，进城送与日军。日军复信邀请张入城见面，张与日军见面之后，日军发给张一批武器，让他火速成立队伍，并由日军介绍张到北平与日军华北特务机关取得联系。这时地方上的一般大地主如牛、曹、白、董、张、陈、王、杨、司、耿、傅等成立起“维持会”，由耿祥生担任会长，“维持会”按照日军的需要供给日军柴米牲畜。8月日军发表张为“豫东招抚使”。张岚峰把“豫东招抚使”的招牌挂出之后，豫东有自卫力量的如杨茂林、王新民、韩循先等首先向张报名投效；在鲁西打游击的宋子贤、张人杰因受日军压迫，退到虞城、商丘边境，也都愿归指挥；曹大中、李忠义等因与张有亲戚关系，也投到张部。其他的还有惯匪侯心月、崔华山、袁天柱等多股也望风来归。张最初将这些匪军收编，共有五千多人，号称万人，大小司令有二三十个，张任司令，李学舜任副司令，潘伯豪任参谋长。因为张与日军上层有关系，同时日军侵华进展太快，后方空虚，急需汉奸部队填充其隙，到了次年（1939年）他已有三个师及直属部队共三万多人。
日军把他这部分七拼八凑的伪军编为“救国”第一军，张任军长并兼一个师长，另外两个师长是宋子贤、曹大中。潘伯豪任参谋长，王月舟任副官长，布防在商丘、鹿邑、亳县直达十字河，接近黄泛渡口。
曹大中、宋子贤、张人杰、李忠义等之所以投张，原因是为了免遭日军的消灭，当他们与河西的军取得联系之后，便于1939年6月29日把日军派到他们部队里的“监军”一律处死，把两个师拉走，渡河西去，投奔驻临泉的汤恩伯。这件事当然引起了日军的恼怒，立即把张岚峰叫到开封，追究责任，把张扣押了一个多月。经张百般解释，又经日军多方调查，证明张事前确不知情，才将张释回。
由于张在这次被扣押期间，对日军表示了真诚合作的意愿，取得了日军的欢心，又由于日军的实际要，所以对张部伪军的扩充给了积极的支持；而跟曹大中、宋子贤等渡河西去的一部分人，以籍隶豫东、鲁西者较多，他们渡河后不久，又陆续返回张部。此外，张又招收了豫东土匪刘效侣等数股人马，所以到了1940年春，张部伪军又恢复了1939年6月29日以前的状况。这时，有一些原西北军的军官如黄宗颜、陈扶民、刘扶青、符子勤、宋俊三等先后参加了张部，分别担任了师长、团长、参谋长等职务。张曾对日军吹牛说：“只要你们全力支持我，使我的力量慢慢地加强，影响逐步扩大，不仅西北军的老朋友们会源源而来，今后还会有人带着队伍来投奔我们。”这些话当然引起了日军的很大兴趣，从而得到了日军更大的支持。到1941年初，张部伪军的人数已发展到四万以上。
张部最初属于河南伪军程希贤（程的伪职名称已记不起）的系统，后来隶属伪苏豫皖边区剿匪司令胡毓坤部。胡的司令部初设开封，1941年移到商丘城外什方院，就近指挥张部。胡的基本部队伪十五师驻徐州附近，至1942年胡的伪司令部撤销，胡毓坤调南京伪军委会总参谋长①（原注胡毓坤任伪军委会总参谋长的时间是1945年4月。)(胡在日本投降后为枪决），所有胡伪司令部人员（胡系奉系将领，他的伪司令部成员多系东北旧军官）归张部编并，扩大了张的伪司令部编制。1942年，汪伪组织发表张部为陆军暂编第一军。半年后，又改为第二集团军（1927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北伐时，部队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张觉得自身是冯的继承人，所以在汪伪组织扩大伪军编制时，张非要这个第二集团军的番号不可)，1943年又扩编为第四方面军。
第四方面军为张部伪军发展到顶点的时期。伪总司令部辖伪第一军、第八军和挺进军（后改为十九军）三个军，有九个师，三个独立旅，三个直属团，一个执法队，一个通讯营和一个交通大队；再加永城、亳县、鹿邑、淮阳、太康五个县的五个伪保安团，共有六万人。伪总司令部的组织是：总司令以下有参谋长，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务、军医、军械、军法、政训、政务、财务十处，军械处下设修械所，军需处下设军粮局、被服厂、皮革厂、面粉厂，军医处下设军医院，军法处下设执法队、监狱，政训处下设习艺所、孤儿院、《力行周刊》和印刷所，财务处下设华兴公司、禁烟委员会。商丘城内还办了一个军官子弟小学，在亳县办了一个涡北中学（两处学校用人行政及成绩考查统归张的老婆张志兰实际负责）。
张岚峰以投靠日军起家，已如上述。但是他也懂得，中日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必须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好下一步的准备。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他曾作过三种不一样的情况的估计，第一种估计是：抗日战争以日本战胜、中国战败为结局，中国由战败国的地位变为日本的附庸。他根据这一估计，既同北平的伪组织取得联系于前，又同南京的汪伪组织联系于后，以便在将来的傀儡政府中占一重要位置。第二种估计是：抗日战争在英美的援助下取得胜利，继续执政，这就需要使自己的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变成的军队而继续存在下去。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同政府秘密取得联系。第三种估计是：中日战争结束后，与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内战将不可避免地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壮大起来。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种矛盾，就要在国共摩擦当中，尽可能避免自己受到损失。
下面就是张岚峰根据上述三种估计进行活动的主要概况：对华北伪组织的活动。在他成立伪军的初期，由于他的主子是日军华北军方，他把全部力量放在如何取得日军华北军方信任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他认为只要日军为他撑腰，自己的力量就能得到保存和发展。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对于华北伪组织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在他去北平与日军勾结的时候顺便与华北伪组织进行一般的应酬联络而已。到了抗战后期，他的兵力逐渐多起来，野心也就慢慢的变大，他看到华北伪组织下面有数万伪治安军，而这部分伪军中的带兵官大部分是他的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他企图通过同学的私人感情，把这部分伪军抓到自己手中。他于是一方面与他的这些同学取得密切联系，一方面同华北的大汉奸王荫泰、汪时璟等有了进一步的勾结，希望这些汉奸在日军面前替他吹嘘。他在北平后门帽儿胡同买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原为冯国璋任总统时的住宅)。从1943年到1945年是他在北平最活跃的时期，每次由商丘到北平，总要在这所住宅内宴请这些汉奸头子。由于他掌握着枪杆子，又是“日本通”，更重要的是还有日军做靠山，所以当时华北上中层的汉奸们都愿意和他接近。大约是在1944年，“华北治安军”的大头目齐燮元有被日军撤换的消息，他的活动就更加积极起来。但是，结果使他非常失望，取齐燮元而代之的，不是张岚峰，而是门致中。事后汪时璟对他说：“我们为此事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日方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日军表面上说门在北方军人中资格老，地位高，号召力大，其实就是日军另有打算，他们在华北扶植有实力的人，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并在几个实力派中间造成矛盾，他们决不会使华北军事实权统统掌握在一人手中。
对南京汪伪组织的活动。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张岚峰认为这个政府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不同，与南京的伪维新政府也不同，它们都是地方性的政府，或者是临时性的政府，而汪精卫是的元老，他所组织的政府，就其规模来说，是一个“中央政府”。张并做过这样的推断：假如日军再进一步向西南进攻，截断重庆国民政府的后方交通线，失去了英美的援助，抗战就无法再继续下去，到了那时候，说不定蒋汪两个政府会合流的。因此当汪伪政府成立后，张立即对汪表示拥护。而汪精卫袍笏登场之后，也正需要有枪杆子的人为他捧场，于是电召张岚峰到南京见了面。汪除了大谈其“曲线救国”的汉奸谬论外，还对张夸奖一番，说他的军队训练得好，风纪也好，继承了西北军的优良传统。张岚峰为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在1942年春便亲率一部分伪军官去南京参加了汪伪组织的军训团受训。他为了交欢汪伪组织上层人物，在南京珞珈路置有一幢精美的楼房，他每到南京，这幢楼房就成为“公馆派”（当时汪逆亲信人物的总称）的俱乐部。他与周佛海、陈春圃、汪孟晋（汪逆之子，汪伪军委会军需署长）等，在互相利用的条件下，打得火热（这所房子在日本投降后，蒋政府迁回南京，又成为汤恩伯等与张接头密谈的地点）。
由于在南京活动的结果，汪伪组织发表张部为伪陆军整编第一军，半年后就扩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后又扩编为第四方面军。
汪精卫死后，张岚峰同陈公博又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5年6月陈公博到商丘“视察”，与张岚峰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秘密谈话。据事后透露，陈公博看到这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亲至雅尔塔，与斯大林举行会议，苏、美、英三国发布了关于雅尔塔会议的公报，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眼见苏、美、英三国很快就可以把大量军队转移到东方来对付最后一个敌人，日本失败是注定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陈公博不得不亲自出马，同掌握着枪杆子的伪军头目们筹商对策。他除了同商丘的张岚峰进行勾结之外，还同苏北的孙良诚、徐州的郝鹏举、泰安的吴化文、开封的庞炳勋以及武汉的叶蓬等进行了勾结。他企图把这些伪军联合在一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旦中日战争结束，他就可以依靠这些伪军作本钱，向蒋介石做政治交易。当然，这样的做法，对于各个伪军头目说来是有利无害的，所以在陈公博离开商丘以后，张曾得意忘形地说陈公博对他本人和他的军队如何重视，如何赞扬，还说这次见面谈得很好，谈了很多重大问题，今后一切都有办法。
张岚峰对方面，最初只是与刘汝明、冯治安（冯的秘书王尔石曾在张部任处长、秘书主任等职，是冯派驻张部的联络员）等有些联系。后来，由于方面的官员或家属不断往来于蒋管区和敌占区，而界首黄泛渡口到商丘则是一条通路，他为了讨好蒋介石集团，对于路过商丘的蒋集团的人，总是多方掩护，竭诚款待。有一次冯治安的小老婆沈丽英经过商丘前往冯的防地，由于殷勤招待，保护周到，沈丽英就将她的妹妹沈丽芬留给张岚峰做了小老婆。蒋集团军政部门经常派人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进行活动，需要掩护的常是换上张部伪军服装，携带张部护照，然后进入敌占区。由于他对蒋集团派往敌占区的人员提供了便利条件，遂得进一步同蒋集团的特务头子戴笠挂上了钩。戴笠先是派他的部下牛朗初（牛是柘城大地主，与牛乾初、牛星垣等为同族兄弟），作为驻张部的联络员。张为了表示亲密，将次女认在牛的名下做义女。后来戴笠又派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特务韩愧生带着十几名小特务来到商丘，加强联系。他们究竟搞些什么特务活动，无从了解。但是他们凭借张岚峰势力，大做生意，则是人所共知的。
张岚峰除了同戴笠的联系以外，同蒋鼎文、何柱国、汤恩伯、熊斌等都有信使往还。大约是在1944年，熊斌还派人给张岚峰送来一件新编第三路军的任命状。由此可见，张岚峰对蒋集团的勾结，是取得了成效的。
张岚峰对解放区也有过联系。他的一个师长杜新民和一个团长王继贤，据说当时都是地下党员，他们的政治情况，张是否晓得，是否通过他们与解放区取得联系，无从了解。仅仅知道在1945年6月间，解放区曾派一位代表到商丘来过一趟。张岚峰感觉自己很聪明，仍然耍了他那一套八面讨好的骗人手法，他曾经表示，希望取得八路军、新四军的谅解，并且表示：现在自己的力量还很不够，等到把“华北治安军”拿到手以后，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宣布起义（张对笔者是这样说的。至于他同解放区代表当面怎样谈的则不得而知）。
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张岚峰还同其他伪军头目孙良诚、郝鹏举、吴化文等有过秘密结合。他们都是西北军集团的旧人，他们也都意识到当汉奸不会有好的下场，因而不能不有所打算。但是他们又不肯立即摆脱自己的汉奸地位，而是错误地认为，只要他们这几个人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团体，采取一致行动，有了雄厚的资本，就可以同各方面进行政治交易，不管大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们投靠的对象主要是蒋介石集团，而方法是通过旧西北军的关系，如冯治安、刘汝明、曹福林等的中介，使自己的军队变为军的一部分。同时，尽可能避免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以免消耗自己的实力。但是，他们这个如意算盘并没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而是各自走了各自的路，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反人民内战中，有的起义了（吴化文），有的投诚了（孙良诚)，有的起义之后叛变最后被消灭了（郝鹏举），而张岚峰所走的路子，则是自始至终甘心为蒋介石卖命，当他的军队开到鲁西不久，就被人民所歼灭，他自己也当了俘虏。
张岚峰为了接待来自各方面的客人，在商丘城内复兴一街19号搞了一个招待所（解放区的代表不在这里接待）。客人们的身份很复杂，旧西北军人自然不在话下，其他各方面，只要有人介绍，都在招待之列。19号招待所，当时在商丘是尽人皆知的。外地客人从商丘车站下火车，只要说一声“我去19号”，不需讲价钱，三轮斗车（当时商丘有一种客人坐在前边，蹬车的人骑在后边的三轮斗车)便把客人送到19号。19号客人有不少是要求代为输送物资的，有一次因为东西太多（一批西药运送河西），押运人疏忽大意，被日军查获，并将押运人张部军医处长李执中扣押起来。后来经张多方交涉，始将李执中释回。
张岚峰在豫东几年中的罪恶活动，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即以武力掠夺金钱，以金钱扩充武力。
张在豫东大量招兵买马，对各地来投奔他的各项人员，他总是来者不拒。他的部队编制几乎每月都有变动。他从1939年下半年就开设了修械所（制造步枪、重机枪），以后又设立了制革厂、被服厂和军粮局。凡此种种，都说明每月庞大的开支，绝不是他从上级机构领到的几文有数的饷项所能应付的。1941年张部划归南京汪伪政府，驻地不动，每月由南京伪财务部门发给“储备券”。“储备券”没有准备金，价值低落，长江以北拒绝使用。而且自1942年起整个敌占区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直线上升，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谚语：“孔子进天坛，五百当一元。”是指华北敌伪准备银行发行的五百元一张的钞票，左为孔子像，右为天坛图案，只能当一元行使。张部的扩充，又是凭着什么力量呢？当时敌占区的生活必需品，一日数涨，一般劳动人民想购杂合面也不可得。尤其是在日军“强化治安”的情况下，豫东地区的太康、睢县、扶沟、鄢陵等县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荒年，树皮草根吃尽后的饥民扶老携幼，四处觅食。商丘南关跑马场曾聚集了几百饥民，由于豫东伪军政当局不肯赈济，三数日后，尽数成为饿殍，遗尸饿犬争食，真是惨不忍睹。在此广大人民遭受沉重灾难的时候，对于张岚峰这个伪军头目来说，不但没有受一定的影响，相反，他却认为物价波动越大，正好推波助澜，从中渔利。他利用驻区接近界首黄泛渡口，凭借武力大搞生意，后与河西汤恩伯部队勾结起来，更是为所欲为利市百倍。后来，又在永城、亳县、鹿邑、淮阳、太康放种，毒害地方，攫取暴利。
第一个为张部搞生意的是柘城牛星垣和牛的助手范镇坤、张嘉树等。牛在商丘的据点是复兴一街19号（后来改为招待处）。他贩运日本产品大罗纹、小罗纹卷烟盘纸，德国颜料，中国永利火碱。这些商品渡河后，便有十倍的利润。1941年以后，日军对于后方封锁交通，除香港和重庆有一线航路外，界首黄泛渡口便成了一个主要交通孔道。于是投机商人用整列火车贩运布匹、纸张、火柴、纸烟、日用百货，由商丘车站下车后，再用数以千计的人力架子车运送界首渡河。由于政府控制区通货膨胀，而且政府发行的纸币不能在沦陷区域行使，于是就采取了物资交换的办法，以西运的货物换回大秦岭、桐柏山等地所产的桐油、生漆和川、陇、云、贵的药材。这些商品的运进运出，都以商丘为转口码头。张部伪军及其属下的师部、团部便到处设置税卡，以保运为名，坐地收税。至1942年日军严格封锁物资，渡河而西的货物悉遭日军查扣没收，一般行商相率敛迹。但是牛星垣所搞的生意因为伪装为军用物品，以张部军用大卡车运至十字河张部驻军韩循先团防地，再换架子车由军队保护通过“真空”地带（从十字河到界首数十里，双方不驻队伍），从界首渡河。几年中的营运，并未遭到一次损失。这就是补充张部军需的一个重要来源。
1943年7月，张部成立财务处，下设华兴公司，内分纸张、布匹、油漆、百货、粮食等部门，并自设堆货栈（筹办造纸厂，未及成立），规模是相当大的。华兴公司开业时，正值日军严格封锁物资，一般商人不敢再冒风险，以致后方日用百货腾贵；而生产的生漆、桐油、药材等土特产品，却积压运不出去。华兴公司用张的名义一方面打通日军驻商丘的部队，一方面勾结河南河防部队，最初试行以货易货的办法，由双方商人协议等价交换商品，华兴公司从中抽取10%的护运费。后来通过军统关系与戴笠、汤恩伯等勾结起来，又取得许多便利条件。华兴公司一手接受河西假伪钞（军统伪造沦陷区的伪钞票，未被人识破）及桐油、生漆、药材等土特产品，一手送出布匹、颜料、纸张、百货，华兴公司不用分文资本，一转手之间，即有高额利润到手。从1943年到1945年，虽然时间只有两年，但华兴公司攫取到手的金钱与货物就大为可观。此外，华兴公司在亳县设庄囤积粮食，在朱集、马牧集各地收集棉花，在毫县、鹿邑各地收买烟土，压价买进，高价卖出，华兴公司在有钱有势的条件下，进行榨取掠夺，自然十分顺手。因而一批一批的巨款上缴到张部财务处，这是张部第二个财源。
侵华日军在军事侵略之下，还实行了毒化政策。他们在河南通过地方伪组织，迫令商丘和马牧集一带播种，是从1939年开始的。“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捧出古宋城”，出现了触目惊心的奇异景色。张岚峰为了迎合日本主子的意图，同时又可以从中榨取财富，于1941年在亳县、鹿邑驻防区放种。当时因遭到本部官兵（多为本地人）及亳、鹿两县地方的反对，未即实现。后来，张授言陈扶民（张部参谋长）以筹饷为由，先冲淡了内部反对种毒的意见，后来又通过地方行政机构的疏通和压力，消除了地方上的反抗，终于1943年在亳县、鹿邑、永城等地放种了。
1943年下半年，张部增设了财务处，同时在财务处内设立了“禁烟委员会”（其实是放种毒品的委员会），会内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处长兼任，副主任委员二人，由副处长兼任，委员若干人，由伪县长、伪区长兼任。所有登记烟农、发种子、查苗、收浆、制砖、售卖俱由该会处理。其办法：先一年秋后烟农在本联保办公所登记种植亩数，按亩数领取种子。次年麦苗返青时，由联保选派集保长若干人，组成普查小组实地普查，某村烟农若干户，每户各种若干亩，是否与登记领种子数字相符。如有未经登记而自种的，以私种上报处罚。普查结果，联保报区，区报县，县报“禁烟委员会”备案。至清明节以后，由区公所组织复查，派联保长若干人组成复查队，实地复查。发现多种少报的加重处罚，并追查普查组有无串通作弊的情况。复查队勘出确实缺苗的烟亩，由复查队负责人查明情况，依实核减（如原报十亩，只有八成苗，即核实为八亩）。复查队核实后，作为定案，不能再变动。然后再由“禁烟委员会”秘密派人持册分头抽查，抽查重点，在于清查各级经办人员有无以多报少、营私舞弊的情况。抽查人深入农村访问，同时奖励告发。农历五月下半月新麦登场后，正是烟农割浆、晒土的时候，“禁烟委员会”即选定交通适中的乡镇，分设收土站（一县三五处不等），由“禁烟委员会”选派一人负责，下设鉴定人（辨识成色）、过秤人、记账人、保管人组成收土站。按照烟农烟亩核定册，由联保主任按户催交，每亩无偿征收“协饷”实物（即烟土）十两，由烟农送到指定的收土站交纳。迟交或掺假的严加处罚。烟农交纳十两以外（每亩产烟土最多可产六十到七十两），可以在张部驻防区内自由出卖。1944年，“禁烟委员会”即用以上办法在亳、鹿两县征收烟土三万余两，在毫县制成烟砖三十余箱；1945年又在亳、鹿、永、太四县征起烟土十万余两，集中鹿邑制成烟砖一百余箱。全由柘城县人张淳风负责主持。这些烟砖大多数售与上海烟土大王“宏济善堂”盛幼盦[ān]。
麦秋以后是烟土成交季节，外地前来张部防地收买烟土的客人，麇集商丘，先到“禁烟委员会”登记，按照收购计划的比例交押金（押金就成为“禁烟委员会”的收入，并不退还），由“禁烟委员会”指定地区，令其自往设庄收买，并通知驻军加以保护，并由“禁烟委员会”拨借载重卡车代为运送商丘车站。
豫东的烟土，除了外路客人收买外，张部财务处所属的华兴公司也大量收买，当地绅商和张部军官也零星收买，囤积居奇。商丘城内稍大的商号、货栈、旅店、妓院、饭庄，家家开灯供客，街市上公开出卖烟具，日本制毒贩毒浪人来往商丘的人次也日益频繁起来。烟膏店、白面儿馆（即零售的）触目皆是。后来又听说张曾秘密在鹿邑安平集派人设厂制造，就在王新民的伪军司令部附近，由王负责保护。
张岚峰是忠实执行日军毒化政策的帮凶。但他却自鸣得意地把放种说成是开阔了可靠的建军经济来源。
张岚峰在豫东的几年中，搜刮的钱实在太多了（局外人无从知其数字），除了扩充伪军、购买房产、囤积物资和进行政治活动所需的金钱以外，还在徐州由张部独资开了一个“志中银行”，由汪龙玉任经理，时间约为三年，业务相当发达。当他开这个银行的时候，曾经对他的部下说：“这个银行是本军的金融机构，我们要依靠它为本军打下一个经济基础。”但当该行结束以后，银行的全部资产却变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了。
如前所述，张岚峰用尽种种方法同各方面拉拢关系，可说是尽了最大的能事。他对自身的内部，则有意识地制造矛盾，甚至进行暗杀的勾当。
张岚峰由于本人诡计多端，因而对自己的部属也不敢信任。他往往使用权术，把一个权限之内的任务交给几个部下去搞，使之彼此牵制，互相揭发，互相攻击，以便于自己操纵驾驭。本来张部的伪军官就分为两派，一派是原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的人，如张岚峰、黄宗颜、陈扶民等；一派是原韩复榘的第三路军的人，如杨茂林、史景洲、李金镖等。他们虽然都是原西北军的同事，但是早在冯玉祥统率西北军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大集团中分成了若干个小集团。到了西北军瓦解之后，更谈不上什么旧团体的关系，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凑在一起互相利用罢了。
张岚峰组织伪军的初期，是以原在第三路军的杨茂林为主要支柱的。后来，原二十六路军的人慢慢地多，二十六路军派的势力慢慢的变大，两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加深。杨茂林就是在这个矛盾中被张岚峰干掉的。
杨茂林，柘城县人，是1917年冯玉祥在豫东招募的四十三团的新兵。韩复榘长时间带着四十三团。杨茂林曾当过韩复榘的传令兵、随从副官、卫队连长、卫队营长，一直跟在韩的左右，成为韩的亲信。
1938年年初，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扣押解送武汉枪决，杨茂林及其原四十三团的同乡旧弟兄们同时解散回家。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军队西撤，人为的黄河决口造成了中牟、尉氏、鄢陵、扶沟、淮阳直达正阳关，宽七十里、长达五百里的黄泛区。黄泛以西，成为军喘息整顿的地区；黄泛以东，地方官吏弃职潜逃，形成无政府状态。其不及逃窜的小股部队以及从县区撤出的地方武力，就变为地方上的流寇，到处抢劫。当地豪绅地主以成立自卫队为名，招收壮丁，四处搜索，强借粮食，劫掠乡民，敌寇未到，地方秩序已经大乱。杨茂林看到这一些状况，认为浑水摸鱼的机会已到，他纠合由韩部还乡的旧弟兄和别的部分退伍家居的军人，与豫东流寇股匪拉拢合并，用大吃小的办法，很快地拉起一伙人数过千、半数的所谓自卫队。恰好张岚峰的伪豫东招抚使的招牌挂起，杨茂林便首先带着这伙人在张处报了名，请张点验收编，当日就为张担任了警卫。这样，就成为张的基本力量。后来王新民、韩循先、宋子贤、张人杰、曹大中、李忠义等先后投张，张部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1939年6月29日，曹、宋、张、李等拉着两个师渡河投往军，他们不但拉走了张部大部分实力，而且在日军方面为张闯了大祸。这个突然的事件，使张惊惶失措，急得要死。当时杨茂林站在张的面前，痛骂曹、宋等不够朋友，并向张表示，要与张同生死，共患难，拥张到底。曹、宋拉走后，日军追究责任，将张囚于开封，杨茂林始终表示对张的支持，张后被释回到商丘，重新扩编队伍。
杨茂林跟随韩复榘时间非常长，他的刚愎残暴傲慢的性格很有点同韩复榘相似。他和张部的同事们，除了同李金镖（李与杨同是韩复榘的传令兵出身，二人是换帖弟兄，李在张部任被服厂、制革厂、面粉厂几个厂的经理）时相过从外，其余的人有往来的很少。他一怒就要杀人，其残暴不在韩复榘之下。1943年7月他升任伪第一军军长后，最后一次由淮阳赴商丘，向其同车人指点经过的村庄说，这庄我杀过多少人，那村我杀过多少人，显示他杀人的“成绩”。
杨茂林自以为是张部的柱石，有时对张也表现了桀骜不驯，使张感到尾大不掉。当1943年春张部扩大编为伪第四方面军时，下辖伪第一、第八两个军。张就想乘此机会升杨为第一军长，将杨的第十七师师长拿掉。杨认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实权，抗不受命。后来经过多人的劝说，才勉强地接任第一军长交出第十七师师长之权。
杨平日对于来自二十六路军的黄宗颜、陈扶民等看不起，他不和黄、陈等往来，偶有接触，他的态度也使黄、陈等感到难堪。1942年黄宗颜接任伪第十八师师长，接手不久，便与日军发生了小冲突。日军提出黄系军官，不能任张部的师长。杨也攻击黄靠不住，恐重演“六二九”（曹、宋拉走队伍之日）的事故，黄马上被调离第十八师。同一年，陈扶民接任张部参谋长，颇得张的信任，但与杨时常发生摩擦，大有势不两立之势。1943年春，陈扶民任伪第八军军长，辖第十四、第十八两师，驻亳县；杨接任伪第一军军长，辖第十六、第十七两师，驻淮阳。陈与杨势均力敌，平分张部实力。陈、杨二人在张的权术驾驭操纵下，各不相让，明争暗斗，日益尖锐。杨为人粗鲁直爽，人们称之为厕坑石头，又臭又硬，自己先孤立了自己；陈则貌为平易近人，实乃居心阴险，他在张部大事拉拢，与中上层实力派打成一片。陈并且联合对杨不满的人，迎合张的心理，向张提出“为了本部的团结一致，为了团体的发展前途，必须将杨茂林干掉”。据后来了解，张最初坚决反对，后来模棱两可，最后就被陈等牵着鼻子走。
杨茂林是怎样被杀掉的呢？事后听说，是陈密令执法队狙击的。时间是1944年7月一个酷热的晚间，由换着便衣伪装暴徒的执法队执行狙击任务，他们趁着杨与张谈话后，从张的住所返回其住所，经过小梁隅首时，突然狙击，乱枪打死了杨茂林。事后，我亲耳听到小梁隅首一个烧饼铺的伙计说：“当晚正要上板关门了，忽然传来了五六个穿便衣带盒子枪的军人，进入铺中不走，并不买烧饼，好像等人似的。过了好一会儿，街上铺面都关门了，行人也少了，他们有在外边瞭望的，说了一声‘来了！’他们就一个个都溜出去，分站在街的两旁，这时杨军长坐在一辆人力车上，由南往北缓缓而来，他的三个随从副官跟在车后。这时站在街上的便衣军人喊了一声‘站住！’便一齐向杨开枪了。拉车夫放下车把跑了，杨的副官两人开枪还击，一人趴在车上以身掩护杨受了重伤，杨身中六七枪顿时毙命，便衣军人也有一人受伤，后来被抬走了。”
张岚峰在豫东的几年中，地方上流行着“只要会说柘城话，皮带就发叉”（指那些挎武装带当了张岚峰伪军军官的人）这样的口头语，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张部中下级的喽啰，柘城人确实居多数。尤其是张的亲属，在他的包庇纵容下，更是无恶不作。最为突出的是张的叔叔张光甫，在当地横行霸道，罪恶极大。
张岚峰在幼年时即做张光甫的嗣子。张光甫本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因不安于耕作，由张的关系，曾在西北军某部骑兵营担任马夫。当张在豫东当了伪军头目的时候，张光甫便以“老太爷”的身份出现在柘城县城。他强占了南关城濠一段地皮，建起了一所楼房，在地方伪区保长的逢迎下，他搞了七个小老婆。张光甫自封为骑兵团长，聚集了几县的兵痞流氓，加委封官，并倚靠这些人做眼线，在柘城及附近几县搜索马匹，有的发给不及所值的半价，有的竟是抢夺而来，甚至用掳人勒赎方式，将马主抓来扣押，送马来，才放人。他的骑兵团有良马五百匹，当时柘、鹿、淮几县的好马被他搜罗殆尽。他的住所即骑兵团部，守卫森严，他的会客室，成为审理诉讼的“公堂”。他还私设牢房，把抓来的人非刑拷打。不少善良的农民，在他这里被拷打致死。
张岚峰对张光甫的行为，不但不加约束，有时还称赞他有办法，说他白手搞起个骑兵团，这就更加助长了他的凶恶行为。后来张岚峰的参谋长及军长们认为这样纵容张光甫乱搞下去，会影响全军的声誉，且恐打乱了几个自给县的行政系统，大家坚持要收回张光甫的兵权。张迫于众议，要求张光甫交出骑兵团，张光甫躺到地下，打滚不起，张竟无可奈何。经过几次研究，将骑兵团内助桀为虐的一批人予以撤换，并限制张光甫不得再问诉讼，擅捕擅杀。张光甫为了保持骑兵团长的位置，当面承认遵命办理，但是不久又恢复了故态。1947年夏季柘城县再度解放，张光甫被逮捕，经过人民宣判，就地枪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张岚峰失去靠山。虽然蒋介石由重庆发出电令，承认张为军第三路军司令，要其部队原地待命，但由于后方开来的掠夺胜利果实的蒋系部队都以抗战功臣自居，对这个由伪军变来的第三路军司令自然是看不到眼里。他们只知道向张部要汽车，要马匹，要物资（最初只限于军用物资，后来无物不要），后来竟整营整团地要队伍，来补充他们的空额。张虽毕恭毕敬，奉命唯谨，但是过往的蒋军源源而来，时间一长，就使得张感到无法应付了。有的竟因为主客之间的某些冲突演成小型巷战（刘昌义的部队经过商丘与张部执法队在城内发生械斗）。是年9月（农历中秋节之夜）张部第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率领十八师全体官兵在永城起义，其后第十四师团长王继贤在亳县又率一部分官兵起义。内部的分化和外来的打击并勒索，使张对于追随的信心发生了动摇。
军统特务韩愧生、牛朗初等虽然不经常与张接触，但这些狗腿子的嗅觉是很灵敏的。他们把张部的情况及张的态度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便于1946年2月命刘汝明用长途电话通知张：“委员长召见，速来南京。”张得到这个电话后，马上兴奋起来，赶到南京后，由刘汝明带领和蒋见了面。他曾向其僚属叙述见蒋的一段经过。他说：“委员长对我的出身、学历以及入伍的年月和以往的经历，都很清楚。委员长称赞我们在商丘这几年应付日军，维护地方，做得对。在沦陷时期出力掩护中央各部分人员由商丘出入，他都很清楚。并关切地问到我家里每一个人。委员长勉励我们好好地干，我们的队伍一定保留下来。……后来同委员长一起进了午餐，饭后又同委员长一起照了相。”蒋介石接见的次日，陆军总司令部为张举行欢迎宴会，许多高级将领，尤其是日本士官出身的将官如汤恩伯等都参加了宴会。张当日醉醺醺地回到住处，表现出十分得意的神情，将见蒋的经过，写成书面材料送回商丘交部队传阅，并将与蒋合照的相片放大带回商丘悬挂在会客室。
张回商丘后，时时向部队讲话打气，大谈其“拥蒋”的调子。后以私人关系取得冯治安（第三绥靖区司令官，驻徐州）部拨送一批重迫击炮、重机枪的补充，并由上海买到几十部大卡车，加强了战斗力。
1946年11月张部改编为河南省保安队，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任司令，张任副司令，队伍集中陈留，对黄泛区金少山、王其梅、魏风楼等部进行戒备。当年12月又改编为国防部第三纵队，归刘汝明指挥。1947年1月刘邓大军由北向南推进，蒋军方先觉部在金乡被围。
蒋令刘汝明军刘汝珍部与张岚峰部齐头并进，以解救方先觉之困。刘汝珍按兵不动，张亲率一旅一团的兵力，分乘大卡车驰往解围，在金乡以西万福河附近与遭遇，激战一昼夜，张部全部被歼。张只身逃入城武，又从城武逃往曹县，即将越出曹县县境，小溪当前，张涉水登岸，为曹县民兵所俘。民兵将张解往刘邓大军指挥部，首先见到李达参谋长，李系西北军军官学校学生，犹能识张，见张被俘的恐惧与严冬涉水后的寒战，十分狼狈，当予安抚，并脱下自己的皮大衣与张御寒。
张被俘后，曾要求捐献北平的房产（当时北平尚未解放）和私蓄，派人持信与他的老婆张志兰联系，为其亲属所阻挠而未果。据闻张已于1954年病故(原注：张岚峰于1952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张部残余部队，经缩编为暂编二十四师，师长为黄宗颜，旅长为王新民、陈扶民、丁葆仁，分驻砀山、灵璧一带，于1948年淮海战役中全部被歼。
张岚峰驻扎柘城大梁集，夜晚要热水，分配大梁甲长们每家一挑热水，甲长们以为当兵的要喝水，每人挑了一挑滚开的开水送去，谁知道张岚峰洗澡用，直接让士兵倒进澡盆。没等水放凉，张岚峰着急跳进洗，一下烫了出来。然后把几个甲长捆起来打了半夜。逃过一劫的甲长是我爷爷，因为我奶奶烧水慢，送的迟。送去时其他甲长正挨打，爷爷被一位好心的士兵拦在门外，让我爷爷放下水赶紧回家躲着。
豫东剿共司令张岚峰及叔父张殿臣在豫东作恶多端，他叔父又名”张扒灰头，据老年人讲：有一剧班来柘城卖艺，班里一名角为保自身安全，在演出之前先认张殿臣为干父，谁承想演出刚结束张殿臣没等于女儿穿下戏装就强行了干女儿。这就是张扒灰头”的来历。
